抗战结束之后，冯友兰有一个新的愿望，即打算重新收集资料，写一部新的《中国哲学史》。

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他的哲学的工具。《中国哲学大纲》又名中国哲学问题史，它所讲的不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作普遍的哲学问题，而是在探寻问题的时候，固然也参照了西方哲学，但主要是试图发现中国哲学固有的问题，因而许多问题的提法与排列的次序，都与西方哲学不尽相同。

西方的那种自我中心征服自然的英雄特性，所需要的是东方的那种谦和的、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圣人特性。中国哲学毫无例外地同时也就是政治思想。只有认识自然规律，从而利用自然，人才能使自然顺从。（二）中国哲学的第二个特点，即多数熟悉中国哲学的人大概会挑出‘天人合一来当做中国哲学最突出的特点 关于天人合一的天，金先生说：如果我们把‘天了解为‘自然和‘自然的神，有时强调前者，有时强调后者，那就有点抓住这个中国字了。这些思辨显然与那个动乱时代的种种问题有比较直接的关系。

此三分法既是西方哲学所普遍流行的分类，又约略与中国哲学讲的性与天道及为学之方的内容相对应。这主要表现在张岱年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完成的《中国哲学大纲》。促进科学的因素之一，是获得征服自然所需要的力量。

这仍是讲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异化。（一）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是那种可以称为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 这个特点显然也是中国哲学的弱点，但金先生对此并没有完全持批评和否定态度，而是有所回护。次要的有三点，即重人生而不重知论重了悟而不重论证既非依附科学亦不依附宗教。另一方面，中国哲学在天人合一哲学与伦理、政治合一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三方面有其优点，在现代值得继续阐发与弘扬。

这里讲的设法使科学和工业人化，就是要克服科学和工业所产生的反对人本身的异化，而人化则是要使其服从人的目的和意义。哲是智或大智的意思，而知人能官人就是能够知人善任的意思，其目的又是能安人而使黎民怀之。

我们可以说有这样一类学问，姑且总称之为哲学，其中一个特例是西洋哲学，而凡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而可归入此总类者，都可叫作哲学。这些古代哲学是从来没有被击破，由于外观奇特，也从来没有得到全盘接受的。结果是千百年来人们不断地加以注解，加以诠释。中国思想在根本态度上实与西洋的不同，则中国的学问当然不得叫作哲学了。

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这种既有所批评又有所回护的说法，近似于冯友兰先生说的中国哲学虽然缺少形式上的系统但又有着实质上的系统。他说，这一思想很可能是与农业社会或农业文明相关的，因此有关技术的知识还未得到过充分的发展足以给人们提供他们的力量可以征服自然的观念。金先生说：孔子本人就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家。

根据前一种态度来写中国哲学史，恐怕不容易办到，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都是取第二种态度，即以中国哲学史为在中国的哲学史。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则与冯友兰先生是同调。

金先生由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讲到西方文化将人与自然相分离所带来的后果，他说：西方有一种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这种态度的结果，一方面是人类中心论，另一方面是自然顺从论。民主的信念，人类价值的观念，朝着生活条件平等的现实的奋斗应该与实现如下的目标相一致，即人不应该使自己脱离纯粹的自然并主宰它……为了拯救自己，他是必须要超越这些欲望的满足的。

（四）中国哲学的第四个特点是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 金先生说：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式人物。这指出了天人合一思想的前现代性质及其必然带有的历史局限。……我提出：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总的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因此尽管我们可以拒斥作为知识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但是它却可以被当做信念来接受。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伦理、政治、反思和认识集于哲学家一身，在他那里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的一体。……那模式就是哲学和政治思想交织成一个有机整体，使哲学和伦理不可分，人与他的位分和生活合而为一。

冯先生后来在1937年还专作有《论民族哲学》一文，认为某民族的哲学，是接着某民族的哲学史讲底，是用某民族的言语说底，这样的民族哲学就于一民族在精神上底团结，及情感上底满足，有很大底贡献。中国哲学史上的这一段历史过程，促使我们反思先秦时期名辩思潮的兴起和衰亡。

以此意义看哲学，则中国旧日关于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理论，便非不可名为哲学。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都体现了这个观点。

【关键词】金岳霖 中国哲学 特殊性 认识论 天人合一 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先生（1895—1984）在逻辑学、西方哲学和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卓有建树，而他与中国哲学的直接联系主要见于他在20世纪30年代为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上）》写的审查报告和他在20世纪40年代写的《中国哲学》（Chinese Philosophy）。如冯先生指出，因中国哲学家注重‘内圣之道，故所讲修养之方法，即所谓‘为学之方，极为详尽。

朱熹说：知与行工夫，须着并到。金先生在《中国哲学》一文中主要论述了中国哲学的四个特点。此虽或未可以哲学名之，然在此方面中国实甚有贡献也。《庄子·秋水》篇说：牛马四足，是谓天。

……中国哲学家没有一种发达的认识论意识和逻辑意识，所以在表达思想时显得芜杂不连贯。……哲学从来不单是一个提供人们理解的观念模式，它同时是哲学家内心中的一个信条体系，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说就是他的自传。

可以看出，金先生当时提出中国哲学史名称的困难，其前提条件是当时流行的而且不容易中止的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做普遍的哲学问题。从张先生早年发表的两篇书评来看，他对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陈寅恪先生、金岳霖先生为冯著写的审查报告都是认真读过的。

其中一种看法是，如所谓哲学专指西洋哲学，或认西洋哲学是哲学的唯一范型，与西洋哲学的态度方法有所不同者，即是另一种学问而非哲学。一开始虽然美妙，毕竟过早地夭折了。

此呼吁最初见于1988年1月24日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对1988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以面向21世纪为主题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会议的报道，题目即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说要汲取孔子的智慧》。这一有机模式使我们想到中国的哲字第一次在儒家的经典中出现是在《尚书·皋陶谟》，其云：知人则哲，能官人。这里强调了东、西方文化的兼容互补，也重申了天人合一思想在当代的重要现实意义。他们的哲学虽然缺少发达的逻辑意识，也能建立在已往取得的认识上。

凭着这些学说，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锻炼精神的活动。金先生还讲道：中国哲学非常简洁，很不分明，观念彼此联结，因此它的暗示性几乎无边无涯。

（《朱子语类》卷十四）这是讲知与行是一个统一的交相促进的过程。在这场讨论中有不熟悉或不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及断章取义等问题，但也突出了以往的中国哲学研究对中国哲学的特色重视不够的问题，故这场讨论的积极意义是促进了学界更加注重对中国哲学特殊性的研究。

王阳明说：未有知而不行者。设法使科学和工业人化，是设法调和人性，使科学和工业的成果不致成为制造残忍、屠杀和毁灭一切的工具。